名人大全: 冯兰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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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冯兰洲 国籍:中国.山东临朐 年代:1903.8.24-1972.1.29
职位:生物学家
冯兰洲(1903~1972) 
  生物学家。医学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03年8月24日生于山东临朐,1972年1月29日卒于北京。1929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后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寄生物学系工作。1939年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与热带卫生学院进修。1942年任北平大学医学院寄生物学系主任教授,1948年协和医学院复校后回校任该校寄生物学系副教授,1958年兼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他研究范围广泛 ,在确定中国疟疾、丝虫及黑热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方面作出突出贡献。最早确定中国疟疾的传播媒介是微小按蚊;马来丝虫的主要虫媒是中华按蚊;并在中华白蛉传播黑热病和虱 、蜱传播回归热螺旋体的机理方面有新的发现。他首先证实中华按蚊种群中的窄卵型中华按蚊,即嗜人按蚊,是马来丝虫的重要传播媒介。他合并使用中药槟榔和南瓜子治疗带绦虫病,取得良好效果。著有《中国血丝虫病之分布及其传染法》、《中国蚊虫名录》,《自然界中华按蚊传播马来丝虫的研究》,《中华按蚊传染马来丝虫的进一步研究》,《中国赫坎按蚊类群的研究》。他还主编《中国蚊虫描述汇编》,《寄生虫病学》及《医学昆虫学》三本书。 

中国医生对人体解剖知识的了解已有悠久的历史,然而随着中医学体系的成熟,医生仍更注重辨证施治、取类比象的方法,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思想的影响,解剖实证被忽视了。中国的解剖学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的大量传入而逐渐建立起来的。

一、教会医院的解剖教学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各地教会医院陆续开办了医学班,讲授解剖、生理等西医课程。1845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医生麦高恩(MaegowanDJ.)在他宁波的一所医院开办了一个医学班。招收了几位学生和当地开业医生教授解剖、生理学等课程。他还借用月湖学院(MoonLake
College)的讲堂,举办过一次“解剖学和治疗艺术的科学”的讲座,但听众却多为凑趣者,影响不大。

1866年,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由嘉约翰和黄宽主持。学校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黄宽执教。当时解剖工作困难重重,主要原因是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死亡病人的家属不愿意让死者被解剖。因此,尸体解剖的机会很少,解剖教学主要利用动物标本和解剖模型。1867年,博济医院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载。

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苏州、北京、天津、厦门、奉天、登州、高雄等地的教会医院部办有各种形式的医学校或医学班,开设了解剖学课程,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教学者多为传教医师兼任,也无完整的教材、教具,其教学质量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尸体解剖的开展更是寥寥无几。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教会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医学班已不能适应医院发展的需要。于是各教会团体出资兴办独立的医学院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杭州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广州夏葛女子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校等20余所。这些医学院校的建立使零散、不系统的解剖教学活动转变为系统、正规的解剖教学,无疑对解剖学的教学给予了很大的促进。

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编译出版了《全体新论》。该书出版后影响颇大,曾数度再版。1875年,同文馆教习德贞出版了一本《解剖学图谱》。188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系统的解剖书《全体通考》。1878年,柯为良翻译了《格雷氏系统解剖学》,曾多次再版,是我国早期影响很大的解剖学教科书,为多数医学校所采用。

我国学者丁福保编译的《新撰人体解剖学》、《组织学总论》和《胎生学》,徐云、万钧和孙祖烈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实习法》也是国人较早编译的解剖学教材。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将解剖学、组织学列为必修课程。然而由于教材的质量不一,缺少必要的图谱,难以满足解剖教学的需要。因此,一些学校直接采用欧美和日本的原版教材和参考书。

解剖学和组织学的形象教材是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在我国早期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中,形象教材十分缺乏。一些条件较好的医学院校使用的解剖学挂图、模型等,主要由国外进口。20~30年代后国内一些私营厂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也出过仿制品,但未经过解剖学专家的检查,真正能合乎教学需要的不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解剖学和组织学的教学质量。

30年代以后,中国解剖学工作者自己编著的中文解剖学教材逐渐增多,卢于道的《神经解剖学》、鲍鉴清的《组织学纲要》、鲁德馨译的《孔氏实地解剖学》、张岩的《人体系统解剖学》、贾兰坡的《骨骼人类学纲要》、汤肇虞、李定的《局部解剖学》以及王志清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实验图谱》等。这些教材的作者在参考国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国人情况和自己工作的经验编撰成书,使解剖学教科书在内容上更丰富,质量也有了提高。

三、中国解剖学科的建立

1871年,清政府聘请德贞为教授在北京同文馆特设的科学系中开设解剖、生理讲座。1881年,清政府在天津北洋施医局的基础上开设医学馆,学校有很好的骨骼标本和法国制造的解剖模型,并还做过几例尸体解剖。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增设医学馆,然而“钦定学校章程”则规定解剖学课的实习“只许模型观察,不许尸体解剖”,使解剖教学难以开展。

辛亥革命以后,新式学校逐渐增多,新建的医学院校中,教学中的尸体解剖问题日显突出,1912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之后,校长汤尔和两次向政府提出应开展解剖实习。在医学界的积极努力下,北洋政府于1913年11月公布了一份关于准许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随后又颁发了详细规则:内务部命令。这是中国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然而,尚有施行不便之处。汤尔和又上书详述理由,请其修改。1914年4月,内务部发布了一份补充命令,授权医学院及医院解剧尸体和在必要时保留尸体某部位供医学示范用。

在北洋政府命令末发布之前,尸体解剖已在某些地区开展起来了,但都尚未完全公开,如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流行期间,伍连德等做过多例尸体解剖,1912年广州地方政府也同意进行尸体解剖。1913年11月13日,江苏医学校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特邀政府官员、法官及中外医生参加,并摄影、出版纪念专辑。中国解剖学揭开了新的一页。

四、近代中国解剖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大体解剖学:本世纪初,大体解剖在西方已相当完备,而在我国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国人的解剖研究还很缺乏。1910年,Merrins首先发表了武昌学生各年龄的身高体重的报告,是研究国人的人类测量学的最早的工作。此后,国内体质人类学的研究逐步开展,但大多为外籍学者所做。1925年以后,我国学者的工作陆续增多,为中国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近代解剖学家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中国人的解剖结构和变异情况。由于我国人体解剖开展时间不长,资料缺乏,故解剖学家十分注重收集个体差异的材料,供医学教学使用。

神经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是在19世纪中期逐渐形成的解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我国的神经形态学研究是在本世纪20年代开展起来的,虽然起步稍晚,研究历史不长,但研究领域却颇为广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神经系统的大体解剖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人脑的沟型与测量方面。当时有些西方学者在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根据其获得的不完全的标本,武断提出中国人脑不如白种人脑的观点。如1926年,香港大学的ShellshearJL.在英国解剖学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脑的枕月沟常处于原始状态,比埃及人脑更接近于类人猿的型式。1934年他又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学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脑与澳洲人脑的比较”的论文,再次声称中国人脑和猿脑相近,不如白种人。当时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欧阳翥、吴定良依据研究的大量资料,对Sheallshear的谬说予以有力的驳斥。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获得了大量资料,著文批驳那些对中国人抱有偏见的报告。此外,我国学者在神经组织学、神经核和其纤维的联系、神经组织化学以及神经系统发育研究等方面也做过较广泛、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澳门新萄京5566com,组织学和胎胚学:我国组织学研究工作是在20年代开展起来的。1915年,马文昭到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科进修,师从Cowdry学习组织学。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从事线粒体和高尔基体的研究工作。1921年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积极开展了线粒体的研究工作。3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还利用偏振光显微镜观察了肌肉原纤维的构造;研究过白鼠胃的表皮细胞在饥饿时形态上的变化;并将显微镜摄影术应用于组织学研究。

我国近代胎胚学的研究也是在本世纪2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展起来的。192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闻亦传曾赴美国进修胚胎学,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从事胚胎学教学工作,并继续研究了中国人胎儿脑上半月沟的发育情况。此外,我国学者还研究过中国胎儿身体各部分生长的比例;观察了早期人胎和人胎器官的正常发育和畸形发生的情况;大脑皮质在出生后的生长情况以及中国人的上眼睑的发育。

解剖学会的建立:为了推动中国解剖学的发展,1920年11月在北京的中外解剖学家及有关学科专家成立了“中国解剖学和人类学会”,但这个学会范围很小,会员仅10余人,学会成立后不久就中止了活动,故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1947年7月,中国解剖学会在上海重新成立,共有会员80人。有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分会,虽然雏形已俱,但也未广泛展开学术活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剖学工作者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领导下,改组扩大了原来的学会,于1952年9月在北京举行“中国解剖学会”成立大会。从此我国的解剖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世纪中叶,西方生理学随着医学被再度传人中国。最早的是1866年广州博济医局附设的南华医学校开设生理学等课程。同文馆于1872年春也开设了生理医学讲座。李鸿章于1881年设立的北洋施医局也教授解剖生理课。

最早的解剖生理学专著当推英国的合信与中国人陈修堂合译,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这部书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就内容看,仍然以解剖学为主,但书中也涉及到的生理功能的简要介绍。

目前可见的最早专门介绍西方近代生理学的著作当推由艾约瑟所译的《身理启蒙》,该书系《格致启蒙十六种》之一,初刊于1886年,与其他同时期有关书不同的是,书中介绍了有关器官是如何行使其功能的,即生理功能的机制及调控机制,并介绍了不少有关生理实验。该书虽印数不少,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影响不大。

目前所见的最早国内学校所用普通生理学教材可能是1902年由包尔培、廖世襄等译,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的《动植物生理学》,书中内容通俗简单,程度很浅,此外还有丁福保编写的《生理》和译补的《生理卫生》,以及谢洪爽编写的《生理学》等。清末在医学校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中文生理学教科书可能要数《哈氏生理学》(W.D.HamiltonHandbook
ofPhyicology),该书最初由传教士医生高似兰等译为《体功学》,于1906年出版,后又有据不同版本多次翻译再版的版本。

二、中国近代生理学的建立

1913年,教育部在癸卯学制的基础上公布了新大学规程,其中规定,大学医科中设有“生理学”和“生理学实习”;农科中设有“动物生理”和“植物生理”;理科中的动物学门和植物学门中设有“生理学”。到了20年代中期,有些普通理科大学也开设了水平较高的生理课。随着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学者陆续归国,生理学师资不断得到充实,不少优秀者被条件好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聘用,以取代外籍教师,在国内生理学教学中发挥出重大作用。在2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各学校的生理学课堂上只有讲授而无实验。直到1925年,林可胜自美国回国后,国内才率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了实验课。

早期在国内从事生理学研究者大多是医院医生及在华外籍人,国人最早从事生理学方面研究大约是在1914年前后。如陈永汉分别于1915年和1917年先后发表了关于正常华人和脚气病患者白细胞分类计数的研究。在20年代以前,对生理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初级阶段,主要是关于中国人各种生理常数的测定,在用实验手段探讨生理学机制方面则几乎是空白。20年代以后,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南满医科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以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处逐步开展了一些程度不同的实验研究。

1922年,协和医学院的外籍教员发起成立了“中国实验生物医学会北平分会”(The
Society ofExperimentfal Biology and
Medicine,PeipingBranch),在该校任职的部分中国教员也参加了该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以后,一些留学回国的学者认为,应当成立自己的学会,把中国生理学事业发展起来。于是,于1926年2月27日,由林可胜提议,吴宪附议,中国生理学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宣告成立,林可胜被选为第一届会长。该会还决定创办学术季创《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aseJournal
of
Physiology)。至此,中国不但有了生理学教学、研究,而且还有了学术团体和刊物。中国学者的出色工作渐渐取代了在华的外籍学者,在中国生理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使中国生理学较快地发展起来。

1926~1937年的十余年中,中国生理学的发展是迅速稳固的,主要表现在:首先,生理学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而且质量颇高,其中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的某些课题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其次,国内生理学教学中已基本普及了实验课,并在条件好的学校建立了教学科研体系。再次,当时学术交流频繁活跃,除了通过杂志外,生理学会通过组织举办年会、夏季会、选派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此外,在协和医学院等处邀请外国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或做短期工作,并选派不少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出国深造或进修考察。

1937~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使国内生理学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很大影响,但并没有中止。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生理学研究水平较高的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因属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机构,在1941年以前没有受到太大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华西协大医学院有关学者的帮助,迁到成都华西坝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在蔡翅等学者的努力下在后方崛起,使成都成为战时中国生理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在那里,不但很快恢复了教学、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并且还于1938年秋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分会于1941年6月起,出版了简报(Proceedingsof
chinese Physiology Society,Chengto
Branch),由蔡翘主编,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不久才停刊。

抗日战争结束至1949年间,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尽管如此,中国生理学者们在艰难环境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坚持工作。

1949年以前中国生理学的重要成果主要见于《中国生理学杂志》和《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简报》,此外,还可见于《中华医学杂志》《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及有关学校的校刊。由于当时生理学的含义较广,包括了生理学、生物化学、营养学、药理学等方面。当时生理学研究以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研究最为出色,如林可胜等人对胃的运动和分泌,特别是胃液分泌机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出了许多重要发现。他们还于1932年在世界上首先发现并提取一种可以抑制胃液分泌的物质肠抑胃素(enterogastrone,不是一个单独的激素,而是具有共同作用的几种肠道激素的总称)。“这项发现被公认为是具有重要生理意义的经典性”作品。

国内最早从事中枢神经系统研究的可能是汪敬熙,他带领同事们所做的对皮肤电反射的研究使他成为国际该领域的先驱之一。协和生理系在神经系统方面的工作最为引入注目,有林可胜等人关于延髓交感中枢的系列研究,张锡钧等对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冯德培等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系列研究等,这些研究在当时国际上都居领先地位,有的属于开创性研究。肌肉、循环、代谢以及内分沁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有细胞、呼吸、感官和生殖方面也有涉猎,但多零散无系统。中国近代生理学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至1949年,中国的生学基础仍很薄弱,但中国学者的早期工作为后来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早期的生物化学教学和研究活动

1915年前后,有些教会医学校开始在有关课程中粗略地兼授一些生化知识,尚无单独的生化课程。1917年,湖南湘雅医学院出现正式教授的生化课。1919年协和医学院将生理学、生理化学和药理学组合成为一个系,由伊博恩负责,开始给本科生讲授生化课。1921年,吴宪由美回国到协和工作,与Embrey和汪善英一起担任生理化学的教学工作。1923年,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成立生理-生理化学科,当时同济大学医学院生理生化内容仍是合在一起讲授的。在此前后华西大学医牙学院也在生理学中介绍有关生化知识,同时还讲授生化临床检验。齐鲁大学医学院在相关课程中也讲授一些生化知识。总之,在1924年之前。我国的生化科学刚刚传入,生化教学处于探索、准备阶段。

在这段时间内,国内也开展零星、初步的生化研究工作,主要限于食品的分析方面,如对皮蛋、荔枝、牛奶产品、大豆营养价值的研究等。

二、生物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生物化学系,吴宪任系主任。吴宪为发展我国的生物化学事业,一方面广为网罗人才,吸收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生化专家林国镐、周田、张昌颖等参加他主持的生化系,另一方面努力培养国内的年轻生物化学工作者。协和生化系成为当时国内生化教学和研究的中心,对我国医学院校生物化学教学内容的改进、生化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以及生化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带头作用,也标志着我国生物化学学科的形成。

1925年以后,随着国内医学教育事业和生物科学研究机构的逐渐发展和国外留学专家的归来,我国生物化学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国内许多医学院校相继成立了生物化学系;其次,各医学院校的生化教学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理论课与实验课的内容基本上已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再次,许多生物科学和医学研究机构开始了多方面的生化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和报告,取得了一些成就。

1931年,吴宪等在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蛋白质变性研究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影响蛋白质变性的因素及蛋白质变性的生化特性,提出了蛋白质变性学说。吴宪的学说至今仍为生化教科书所采用。吴宪是我国生物化学的奠人之一,也是国际生化某些领域的开创者,他与Folin建立的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

本世纪前40年是维生素研究的高潮时代,我国许多生化工作者对维生素的研究也很活跃,主要集中在分析各种食物和药物中维生素的分布和含量上,王应睐、侯祥川、张昌颖等对维生素测定分析的方法也有研究和改进。这段时间里,国内生化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城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大量研究成果和论文发表。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蛋白质在营养上的重要地位被认识的更加清楚,我国学者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成就,并结合我国国情,对食物构成和膳食习惯等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万昕、吴宪等对素膳的营养价值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他们观察了纯素膳与荤索杂膳对大鼠生长、生殖、基础代谢、抗病力及寿命的影响,证明素膳的营养价值略逊于荤素杂膳,对我国人民传统的饮食习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营养缺乏性疾病是本世纪初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侯祥川对维生素A、D缺乏与疾病的关系(1929~1930),吴鼎与诸福棠研究了儿童和成人维生素A含量与疾病的关系,还有苏祖斐、杨爱德及侯祥川、杨恩孚等对维生素B缺乏病的研究,张昌颖、陈同度等对维生素D缺乏的研究等。

三、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以后的生物化学

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接近战区的政府所属教育和科研机构纷纷内迁。暂时留在原址的英美资助的教育、科研单位也随着战争的发展相继被迫停办。珍珠港事件之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宪、周田等对抗体的分离、提取、抗体的化学本质、分布及补体各方面都开展了一些研究,为我国免疫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所的侯祥川、倪章琪等继续进行维生素与疾病的研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随之雷氏德研究所等机构也被日军占领,至此沦陷区的生物化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迁至后方的国立大学及医学研究机构和当地的教学科研单位,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克服重重困难,维持着一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成为当时后方生化教学研究中心之一。1943年,中大医学院生化系迁至成都,重新建立了实验室,创办了第一个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生化研究所,还协助和接受培训了其它学校的一些学生。

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复且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教学研究机构也坚持了生化教学和研究工作。昆明市也是当时生化活动的中心之一,西南联大清华生理实验室继续生化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创办了英文生化简报《BiochmicalBulletin》用土纸油印发行,共出刊63期,为促进生化研究,交流信息做出了贡献。1938年,由中大医学院郑集发起生物化学报告会,促进了成都地区生化学术交流,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成都生化学会”是我国第一个地区性生化专业学术团体。在纸张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刊载生化论文的期刊发行,如《中国化学会会志》、《实验卫生》、《营养专报》等,有助于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中央卫生实验院是抗战期后方推动战时营养研究的中心。1941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营养会议,着重讨论了战时国人的营养问题和决策。会上一致同意成立中国营养学会,推定郑集为筹备会负责人。1945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营养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营养学会,万昕任第一届理事长,并出版《中国营养学杂志》。

1945年抗战结束后,内迁各院校,科研机构相继回迁原址,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得以恢复。北京、上海先后成立了地区性的生化学会,上海生化学会出版了《生物化学》的刊物。随着生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组织全国性的组织,以协同发展,于是倡议成立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学会于1947年正式成立。我国近代生物化学的发展历经坎坷,但经过生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生化学事业终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我国现代生物化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