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 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

  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事。……的过去由此,沈从文联想到黄玉书一家的苦难遭遇,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悲剧下发生。由于长期形成的对武力集团的依附情绪,许多家乡年轻人便从行伍中讨出路。由这种观念形成的地方风气,一个教师在地方的地位及收入,较之一个连排长就远远不如。一些滞留于乡土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的压力,到末了也只能厕身行伍。学美术出身、生性厌恶当兵的黄玉书,因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排挤,也不得不到军队中厮混。1943年,沈从文从去印度受训路过昆明的沈岳荃口中得知,1937年与自己在长沙邂逅不久,黄玉书不愿在师部留守处做事,被调到沅水中游的青浪滩,作了一名纹船站站长。表嫂则在乌宿乡下村子里教小学。虽然生活还过得去,却因一生长处无从发挥,始终郁郁寡欢,已经在1943年的一场小小疾病中含怨去世了。

  “住多久呢?住两个月……”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船上有个美国福音堂洋人对我说,……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文章以极大的比重,叙述了筸军的历史演变过程后,追究了这支军队胶东一役全数覆灭的原因——既非战术上举措失当,也不是武器装备低劣,而是出于传染浸润在官兵中的厌战情绪。

  这是沈从文大哥沈岳霖在沅陵修建的新居。这个耳朵有点背晦、眼睛严重近视的大先生,虽然年龄已过40,却童心未泯,为人天真烂漫。常常满城乱窜,一遇人事冲突,总要插一杠子,居间主持公道,为人排解纠纷。有时,又突然在沅陵失了综,连家里妻子也不知其下落。几天后,他却突然出现在北平沈从文寓所门前举手叩门。看着弟弟和弟媳开门见面时脸上的惊讶和欢喜,他得意了。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和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小说选取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20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

  沈从文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在思考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时,他曾说: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结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

  鞭炮响起来了,大船已经调转船头,十几只船相继缓缓向下游滑去,沈岳荃和一群下级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沈从文挥手。

  ——沈从文悲从中来。他看到的是整个湘西地方的悲剧命运,从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归宿。就在得知这支筸军全数覆没消息的同时,沈从文收到了一个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寄来的诗集。诗集中用了一些黑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年龄不到20岁的木刻作者,凑巧正是表哥黄玉书的长子黄永玉。沈从文为“命运偶然”吃惊,他由此想起有关黄玉书一生的遭遇,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与那支外出筸军命运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澳门新萄京5566com,  这期间,沅陵河对岸汽车站停放的车辆种类和数量日渐增多。临时大学、政治学校、商学院、艺专、湖南大学、国民党中央军校,30余所公私中学及无数国家机关单位正陆续经沅陵向上疏散,城区长街上整日走着各种装束的过路人,满街是当地党部、行政官署、商会及社会团体贴的红绿标语,每天都有青年学生和受训民众结队游行,有为伤兵医院募捐的活动和慰劳伤兵举办的游艺会,居然也捕获到汉奸间谍,并押到河边枪决示众。……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社会人事活动,都在这边远的山城陆续出现。但这里既处战区炮火两千里之外,地理位置偏僻,透过表面社会人事的变动,仍保留了山城那份特有的宁静。加上连日来,沅陵又下起了连绵大雪,河边渡口一带已被积雪淹没。此时,沈从文正忙着尽地主之谊,或者陪客人站在楼上长廊上,眺望沅水上下清寂景象,或者与众人围炉而坐,一面大吃狗肉,一面谈天。听沈从文谈及湘西历史和眼前人事变迁、边地的民情风俗,闻一多等人都感到新奇有趣。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新生活”自然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然而,这实在又不是象征。它与向上调动的“中央军”,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它在骨子里是湘西地方民族灾难的根源。“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掌柜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这地方会要遭殃,不久又要乱起来。又有枪,又有人,后面又有撑腰的,怎么不乱?”

  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早已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厌战解体。专家们谈军略,谈军势,若明白这些青年人生命深处的苦闷,还如何正在作普遍广泛传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小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且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哪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1945年,四支被迫离开乡土的“筸军”(原先由陈渠珍统领的那支军队)的最终归宿:内战爆发后,这支经整编的“甲种师”部队,奉命驻防山东胶济线上。一个星期前,在莱芜战役中全数覆灭,师长也随之阵亡。

  眼见弟弟离开自己,走上一只大船,沈从文沉默无语,一种悲壮和肃穆情绪揉和在心里。

  战争的灾难不仅降临到这支身遭覆灭的五千官兵身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落到了湘西民众头上。8年抗战,湘西民众承担了这支军队的全部战争重负。眼前的一份死亡带给五千寡妇万人父母,许多家庭将由孤儿寡妇自作挣扎!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然而,这矛盾发生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之际,而国民党却忙着对内兼并,消灭异己。——“听人说兵向上面调,打什么鬼子?鬼子难道在我们湘西?”一方面,“乡下人”对此感到无从解释的困惑,一方面,一份爱国热情正在身上燃烧。

  1946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战争的飓风愈演愈烈。7月至8月,苏中战场上,连续发生了7次大规模战役;8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以为沈从文预备扣留自己,他吃了一骇,赶紧说:“什么?两个月!玩三天我就得回去!家里还有好些事办不清楚,待我回去料理!”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份怀疑。

  两辆汽车沿长、常公路,将沈从文一行送到了沅陵。接着,向昆明转移的临时大学的师生也步行到了沅陵。闻一多、萧乾、许维遹、浦江清、李宗侗等人,都住进了沈从文家里。

  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形势时,他说: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到那时,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1938年,不少文学创作沉醉于盲目乐观氛围的时候,沈从文以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切了解,发现着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想起在长沙与徐特立的谈话,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

  这种信念同时深植于他对乡土命运的观照。在这期间,特别影响到他对战争和中国命运问题思考的,恰恰是湘西地方命运的历史演变。

  “你们算不着我来看你们,是不是?我就是这种脾气,说走就走,家里人也不曾想到我要作五千里旅行,什么人都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30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与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

  船队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转弯处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湿雾,逐渐聚拢,并向上升腾,越来越浓。黄昏正在降临,沅陵码头远近房屋和声音,同往日一样,不久就变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雾里了。

  10月,国民党一面继续与共产党“和谈”,一面挥兵占领张家口。

  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沈从文来到河滩上,为弟弟送行。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30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它地方青年的生与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长河》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在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键下台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在这种现实面前,沈从文感到十分痛苦。大规模的内战可能造成的空前民族灾难,增强着他的内心杞忧,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11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长文《从现实学习》,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这是一份沈从文从湘西进入都市20余年来的自传纲要。在正文前面的小序里,沈从文写道:——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然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从湘西地方的变化中,沈从文看到了民族抗战的内在隐患,他感到深深不安。五个月来,自己由北而南,一路实际所见所闻,已经明白了全国性战争的意义。战争正在向中国腹地蔓延,湘西已成为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蒋介石仍不忘对异己的兼并压迫,顽固推行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歧视与镇压;另一方面,湘西地方因历史原因,具有一个传统孤立根子。在近两年的变动中,湘西有数千名下级军官和数万各兵士赋闲在家,上万枝枪支散布民间。湘西能不能安定、团结抗战,全在交织于湘西的地方与省里、中央与地方、本省与外省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发展,以及这些滞留乡土的血性子弟的思想行为走向。目前最要紧的,是湘西地方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以抗战大局为重;当权者也必须放弃将湘西地方民族当成征服对象的错误观念,改变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危及抗战的隐患。在做地方工作方面,自己或可尽一份力量,至于另一方面的问题,想想却不免使人痛苦……这时,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正实施某些行政改革。1938年初,开始在湘西地方设沅陵行署,由省政府委员轮流主持,阵渠珍被委任为第一届行署主任。就在沈从文回到沅陵两个月后,陈渠珍也来到沅陵走马上任。由于近两年湘两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榨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正软硬兼施,压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

  缘于咸同年间组办筸军的渎武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小军阀的战争中,湘西的年轻人大都寄身行伍,企图从军官上找出路。可是,这支地方军队与外界又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归宿。员参加过“靖国”、“护法”战役,战事一过即退回湘西。后来接手这支军队指挥权的陈渠珍,受“割据自保”心理的支配,满足于保地自雄,对内又沿守旧制,不思改革,终于导致苗民起义。在内外压力下,陈渠珍下野,队伍不得不交给国民党中央势力支配,离开乡土。抗战爆发后,先后参加过松沪之战、南昌保卫战、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南岸据点争夺、长沙会战。每次战役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中级半死半伤。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和湘西人的面子考虑,受伤的旅团长一出医院就返回湘西补充兵员。抗战胜利后,多数官兵以为和平来临,盼望不久即能改编退役。那位师长还想退役后去北平读几年书,然后与沈从文合作,写一本关于湘西地方历史的书。却不想内战终于不可避免,这支非蒋介石嫡系,八年抗战剩下的筸军残余,在一种极暧昧情形下,终于被时代的飓风连根拔去,迎来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这是多年来,兄弟三人第一次取齐聚会,各人心里自然生出许多感慨。一时间,家事、国事、地方事全进入兄弟三人谈话的范围。从哥哥与弟弟的谈话中,沈从文对近几年来湘西的社会变迁和目前情形有了明晰而透彻的了解。

  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却应当是一群生气勃勃具有做真正主人翁责任感少壮木刻家和其他艺术工作者,对于这个人民苦难的现实,能作各种真正的反映,而对于造成这种种苦难,最重要的是那些妄图倚仗外来武力,存心和人民为敌,使人民流血而发展成大规模无休止的内战(又终于应合了老子所说的“自恃者威,自胜者绝”的规律),加以“耻辱”与“病态”的标志,用百集木刻,百集画册,来结束这个既残忍又愚蠢的时代,并刻绘出全国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觉醒,去合力同功向知识进取,各种切实有用的专门知识,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人人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现实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黄乾只好作罢,告辞而去。此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与矛盾,终于淡化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长河》终于以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